凡是大汉传过去的东西，他们都无差别觉得是好的，必须学习，觉得大汉就是靠这些先进制度才牛逼的。不能光学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连哲学政治理论体系也要学。
很多西方七世纪的顶级思想家，当时都成了钻研殿兴有福论的高手。毕竟西方人重建的制度也需要有皇帝、有国王吗，而只要是君主制在地球上存在一天，“殿兴有福”这种给正当防卫立国者准备的理论，就肯定是有好处的，能确保君主武装建立政权后代际传承更稳定。
那些西方思想家把这个道理想明白之后，就不约而同去跟类似于查理曼大帝、查士丁尼大帝、阿拉伯开国军阀们这样的世俗君主兜售，
告诉他们“大汉之所以强，就是因为他们过去七百年都没有朝代更替，所以每次外国有兴衰周期而大汉没有，所以大汉可以趁你内乱要你命。而大汉的建设成果可以一代代代际传承积累下来，厚积薄发几百年后就比你牛逼了”。
于是乎，在全人类都还在君主制的情况下，李素的殿兴有福论就成了7世纪的普世价值、跟晚清宣扬的“德赛两先生”一样被所有地球人中的读书人挂在嘴边。
大汉要用这个理论维持统治稳定，外国也要用这个理论武力复国，交战双方都拿着李素的理论整合自己内部资源、提升调度动员效率。
西方君主也先后在巴黎、君士坦丁堡、巴格达三处给李素立庙，但是要淡化他曾经是“大汉丞相”这个历史身份，而是把他处理成一个普世价值的图腾符号，同时着重宣传他们本国那些把李素的政治哲学思想给本土化的具体哲学家。
总而言之，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李素被尊为全球公圣，一直持续到君主制在地球上消失的那天。大汉虽然没有长久实现武力统一全球的军事胜利，却也跟文明6里那些走“文化胜利”的玩家一样，成功宣扬了汉式普世价值。
最终，大汉能稳固守住的固有领土，依然还是以撒马尔罕、巴尔喀什、后世的孟加拉和阿萨姆为界，从这条线以东的土地，全部归属大汉所有，世界也早就习惯了，压根儿没想过反攻。
这跟几百年前的疆域相差不大，最多就是阿萨姆、孟加拉和部分缅甸新开荒地区算是新加的，另外就是漠北一直到西伯利亚，也不可能有人来抢。
不过，大汉也在西方新四大帝国的重新叛乱建国过程中、因为双方都用上了火枪大炮对战，激发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和科技升级狂潮。
之前大汉吊打全世界，因为没对手，才渐渐僵化故步自封、诸葛亮之后两百多年都不怎么攀科技。现在有了对手，竞争性升级，进步还是很快的。
所以到公元540年、西方各国分别另起炉灶重建的时候，蒸汽机工业歌命终于水到渠成进入了爆发期。
新形势也需要新制度，大汉反思了之前六十年减少了一亿多人口、白打了那么久又被推回来，决定进一步限制君主权力，不能再搞穷兵黩武转移矛盾。
好在，这个世界的皇帝，也比另一个世界的中原皇帝更安心，不怕权力被限制后世的华夏之所以不能搞君主立宪，是因为君臣猜疑链已经锁死了，皇帝失去兵权就怕被人杀了，是绝对的你死我活。
而如今的大汉，因为没有过“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黑历史，七百五十年下来，大家也习惯了不姓刘不能做皇帝，所以皇帝自己也安心一些，敢试探性放权。
就好比原本历史上曰本人的天皇，他们就不太怕被幕府将军杀了，因为他们存续的时间长了，不改朝换代，君臣猜疑链就宽松一些。
大汉试图发动全球统一战争的那两代雄主过去之后，新皇帝也为之前的损失惨重、西方重新崛起下了罪己诏，从限制擅自对外宣战的权力开始，往君主立宪过渡。
这种政治上的变革，也跟工业歌命的爆发，刚好吻合上了，整个世界就从公元550年左右、达到了原本历史上1780年左右的生产力水平。
皇帝乱发动战争的权力被限制后，大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口再次出现暴涨，但这一波他们就没有再想打仗转移矛盾，而是把脑子花在了“往美洲和澳洲移民”方面。
此后近两百年，大汉靠这个新的思路，来解决本土人口过剩的问题。而欧洲人和中东人因为没到这个程度，最后就导致美澳的当地人渐渐黄种人化，压根儿就没白人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