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温持续飞降。我们已经在工地上歇了七天。工地全面停工了，就算室内的装修工作，比如老爸他们所在的木工班组，也不得不停下来。工地上的三幢楼在寒风中屹立，明年开春就能竣工了。其他工友们陆续地回家了，有的工资已经到账，有的拿了一部分钱，还有的回家等老板电话。木工班组活停得最迟，因此留下来的人最多，差不多只走了两三个人。
我们一家以及同村的叔叔们都没走。他们拿不到全部工资是不会走的，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都等着这点钱。有的要用这钱为父母买暖和点的鞋，有的要为妻子买时髦的衣服，有的要为儿子买礼物，他们早在心里盘算好了，只等着领到钱买东西回家。他们必须等。
我们这七天过得很不舒坦。我们一家人加在一起，身上只有两三千块钱，还是老爸找那些领到工资的工友们借的，只好省吃俭用。我们的一天是这样过的：早上睡觉，把早饭省了；中午煮泡面；晚上太冷，把中午剩下的面加点开水加点菜，就算饱了。即便这样，我们也已经囊中羞涩，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老爸老妈似乎已经习惯，他们年轻时就是这样过来的。工地上发工资与别处不同，拿的是“年薪”，平日里只发些生活费交通费，但偏偏“年薪”又迟迟到不了手里。每次老妈都觉得对不起我和阿花，说跟他们在一起还要吃苦。
这天，我和老爸去小宝叔屋里，一起商量向包工头讨工资的事。小宝叔还没有吃饭，在床上躺着嚼花生米。等一会儿，煮的面差不多好了。小宝叔扔掉剩的小半根烟头，揭开桶盖，香气扑面而来，很快飘满屋子，他呼呼地吃起来。老爸问：“怎么今天晚上不喝酒？”
“酒剩的不多了，我现在要控制点，一天只喝一顿酒。”
“哟，那可真是太难为你了，以前可是一天四顿啊！”
吃完了面，我给他们两人均点上一支烟，我们三个开始吞云吐雾。然后，我就开始在旁边静静听着他们的对话。
小宝叔说：“我们下午还要去吗？”
“当然去，”老爸弹了弹烟灰，“难道在这里等着他们送钱过来。”
小宝叔叹了口气：“真不知道我们啥时能回家。”
老爸没有回答，他估计心里也想问这个问题，可不知道谁能解答，他吸着烟，眼里充满愿景的望着窗外。
我们这几天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每天下午去找老板要钱，我的工资虽然不多，但是我每次都会跟着去。美其名曰，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代表。其实我主要是想帮帮老爸的忙，多个人总是好的，哪怕只是壮胆。
工地上简易的会议室里，一张紫红色矩形会议桌，凌乱地放着报纸、安全帽。墙角摆放着各类工具。空调温度打的很高，热浪习习。工地上的水电费全算在老板账上，空调都二十四小时开着。我们来得早了，会议室空无一人。木工班组的叔叔们坐在椅子上，拿起报纸端详，不认识字，只能盯着上面的图画。一盒烟即将告罄之际，门哗地开了，冷风趁势卷进来，桌上的报纸意志不坚定，纷纷落下来。进来的是包工头何荣，后面跟着几位工友。何荣高大魁梧，金刚怒目，八字胡比斯大林的都威严。他双手插在上衣的大口袋里，夹个公文包，鼓鼓的，像是吃撑了的胃。后面几个人佝偻着腰瑟瑟缩缩的进来。何荣将公文包“啪”地往桌上一拍，一屁股埋到椅子中，脱下右手的手套，烧了一支烟，一吐一纳，板着脸说：“钱还没有到。要工资来这么多人干嘛，想打架啊！”说起打架，我恐怕比在座的各位叔叔们都有资历，但是我没有说话，只是往前站了站，同时用眼睛瞪着他。
一位工友叔叔嗫嚅着说：“何老板，什么时候能发工资，我们都等着钱回家过年呢。”
何荣拔出口中的烟，猛地站起来，气势汹汹道：“钱！就你们需要钱！我也等着钱回家过年！你们天天找我有什么用，我也是给老板打工的，他不给钱我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