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在上海保卫战中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但是谈到战术，则主动落到我们手里的，可就绝无仅有了。”因为敌强我弱，抗战是被迫的应战，在战略上不能不取守势，但“为争取主动，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道理很明白，但是，“这一辨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
说白了就是只强调了防守，没有主动地抓住机会进攻，“其结果就是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即所谓备多力分。”犯了处处被动的兵家大忌。“我们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战机，争取主动，造成几次局部的胜利，但这只是偶然的例外罢了。”
3、无法实行三军联合作战。“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长江非但不是我们的天堑，反而资为敌用，牵制了我们大量的江防部队，结果还是防不胜防，可笑之至。”沿江重镇，在敌人海军砲火协同轰击之下，防守艰难。
“至于我们的空军，战斗意志虽然很强，可惜兵力悬殊，制空权始终操在敌人手里。所以在阵地作战的士兵，终日在敌机威胁之下作战，倍增攻击上的困难，尤其补给增加困难使士气也因此大受影响。”
“因此，使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于事。”
4、精兵不精。应该说国军也投入大量精兵，以形成优势兵力，可惜精兵不精，素质和装备都差很多。
“我们抗战动员的兵力，在任何一次会战中，都比敌人多几倍。即如武汉会战，光是九战区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而敌人使用部队，据先后发现之番号计算，总计不过七个师团。”
“部队虽多，但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销，徒然虚糜饷糈，并无补于败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为至理名言也。”
武汉会战中，王陵基军团及第三十军团孙渡、张冲两军，都因为素质太差，一触即溃；滇军卢汉部队，还未经接触，仅仅听到敌机声音就溃散。“以致连累素质较优的部队也无法达成任务，而造成全盘的失败。”
5、陆军不能协同作战。没有海军也罢，空军力量不行也罢。但国军的陆军也不能协同作战，“各高级将领往往各行其是，而缺乏祸福与共的共同牺牲精神。”
陈诚在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召集第二兵团高级将领谈话，特别强调了协同动作的重要性。他说到敌人讥笑国军“陆军只有一师人”，国军的部队“是一师一师的单独作战，不知协同作战，不知发挥大军的全部力量，结果几十百个师只等于一个师。”
他想用这个话激励各位将领，但并不够理想。有些将领认为，是少数部队，恶习仍未全除，在友军危急进户，不及时加以协助；奉命援助时，也是敷衍塞责，给了敌人以各个击破之机会。两军衔接地带，因为互相推诿，而留下了空隙，为敌了所乘之机。本来围歼敌人的时候，可众多部队又徘徊不前，“致令功亏一篑，殊属遗憾。”
陈诚很清楚，“缺乏协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实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观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过也是自私，总之，自私害了我们的部队、社会、公私团体以至整个国家。”他还说，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军的失败也是这个原因。所以他说，“看来我们不能去私，就休想争取任何胜利。”
6、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和帮助。陈诚也知道“用兵不如用民道理”“能用民者胜”，可是“民众在战地所发挥的力量，实在可说是微乎其微。”原因他也清楚，“有的部队纪律太坏，无法赢得民众的好感”，另有一个原因“而民众知识程度太低，缺乏国家民族观念，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
“再则，在暴君、污吏、豪绅、地主几千年的压搾之下，养成民众苟且偷生的习性，谁来了都纳粮的观念先入为主，想要激起他们同仇敌忾的心，真是难乎其难。敌军所到之处，伪组织即刻出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无时无地无之，可耻可痛孰有甚于此者当然汉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没有当汉奸的；但是所谓好人，也多半宁愿随众作顺民，而不肯犯难当国殇的。如此民众，欲其能在战地积极支援作战，未免可望而不可求。”
这，也可以解释为啥我们赢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