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每逢两季征税，一家子耕耘一年的口粮都要上交大半，官吏犹不知足，淋尖踢斛，还有名目繁多之杂役；
豪商一言即可令良民蒙屈入狱，若非他求助于夫子，挺身而出作证的堂兄下场着实难料，可夫子能救堂兄出来，所倚仗者亦非公理正义，而是生员之特权；
十岁那年，赴考童试归乡路上，战火纷飞，生民流离；
福州城外，被倭寇焚毁的村庄与沦落到卖儿卖女的百姓；
还有近日以来，风传京师的盟约
此类之事，谢拾已不欲再见。
他边打腹稿，边在草纸上比划。
北虏之患，非强军不可。
若无强大的军事实力，任凭什么经济制裁、文化输出都是一场空。因为拿刀之人可以蛮不讲理，抢劫来钱更快，又岂会老老实实遵守规矩
惟有军事震摄住北虏，他们才会愿意遵守秩序，而大齐才有施展更多
手段的可能。
而强军之法，说来说去根本是足食足兵，连军饷都不足的军队，能有什么战斗力
至于如何足食，除去军中屯田之外，大齐历来的军饷不都是从百姓赋税之中所出永昌年间甚至三度加征，以至生民凋敝
故而强军与富民本就相悖。以大齐当下的境况，强军必然加重百姓负担。除非能让百姓先富起来，或是使国库财赋先有盈余。
财赋来源无非农税与商税，农税有其上限，惟有从商税入手。说到底，地里刨食的百姓经济实力哪能比得上商贾士绅
至于要如何从商税入手谢拾脑海中首先冒出的就是“开海禁”三个大字。
当初谢拾在东南沿海一带游学，不仅是与当地士子交流学问，海禁之事他亦深知。
自大齐太祖开国，海禁已有百余年，沿海百姓连出海捕鱼都成奢望，如同空守宝山却不得入，生活怎一个惨字了得
太平安定时也就罢了，一旦有什么天灾人祸，百姓为求生也只能一搏。此外亦有看出此间巨利而舍命出海行险的野心家
故而海上之盗匪，虽有外邦之人，亦有大齐之民。而所谓倭寇，真倭不到五成。
这也是沿海倭寇为何总是剿不完的原因。海禁一日不开，总会有人出海为盗。如此，沿海之民空受海盗之祸，难享海贸之利。
反之，开海禁，造坚船利炮以护海疆，令沿海百姓靠海吃海，以本国特产与外国互通有无，乃至引进粮种、补充白银不说海盗绝迹，至少沿海诸府县必然发达。
以上乃是谢拾偏向传统保守的策略，尽管在许多人看来，这或许已相当“革新”。
特意了解过陛下与何首揆这几年的施政，谢拾隐隐感觉到他们是倾向开海的。
只是开海在谢拾看来只是治标。
治本之策，他以为在技术革新。
“荀子有言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诚哉斯言假物之利，御敌于外，安民于内，有何不可得”
谢拾大书特书。
从太古先民以石器狩猎，到后来的青铜器，铁器，乃至如今的火器；从太古先民刀耕火种，到后来的翻地、施肥、牛耕，千年以降，翻种土地的农具亦从耒耜不断改进，由直辕、长辕，到曲辕、短辕这些技术的革新从前少有人重视，只有结合史书，才能发现它们的作用。
说是推动时代前进，亦不为过。
譬如从春秋到战国的变化，其他因素且先不谈，生产力的进步便是重要原因。
春秋之初，主要流行的是青铜器，铁器生产不易。
待到春秋后期，既有“龚耕种植法”的出现使得粮食产量增加，又有治铁技术的进步，使得越来越多铁制的兵器和农具被生产出来，更多的荒地得以被开垦，更多的人口得以被养活，更多的国家有了扩张的资本与需求战争之火开始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