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翟梦川仍毫无进展。大型招聘会他不太去了，机会实在渺茫。他已没有任何雄心壮志，哪怕找个店员之类的工作都行，但这类工作学历方面虽然要求不高，却往往要求本地户口，而且每月只有几百元底薪，管一顿午饭，再想多挣全靠销售提成，如果没提成，连房租都不够付。
自从那以后，刘诺波渐渐来的少了。翟梦川一个人住在蚁族大楼，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回来睡觉。
翟梦川白天在街上瞎逛，晚上回到出租屋里叹气。很快他和同屋的几个大学生熟络起来。大家同病相怜，他们也都在找工作，只有一个找到了，也只是兼职，就是在小超市里发发传真或者整理各种档案之类的杂活，还要换灯泡。另外两个都没工作，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的表现令翟梦川感到困惑。那人虽然找不到工作，却好像并不着急，每天大多数时间都窝在出租屋里趴在他的二手笔记本前上网，早上出门见他在发帖，晚上回来一看他还在发帖。
翟梦川对这种找不着工作还能悠然发帖的人只能佩服的无话可说。他自己早出晚归，却又无处可去，每天站在外面茫然四顾一会儿，看看街上惶惑不安的人流。他的手机里的话费已经不多，为了避免欠费，他尽量用小卖部的公用电话拨打招聘广告上留的电话。
打完电话他再用掏出两块钱来，换回店老板递给他的一块面包。
再然后他去面试——如果有的话——等太阳已然落下再回来，就像在森林里迷了路的人，转上一天，又会回到原处。
一次又一次毫无结果的面试，让翟梦川在穿越这个城市的过程中产生某种重复的时空错觉。心情总是沉重的，街道总是拥挤的。在他的印象中，记忆最深刻的是菜市场和酒楼，好像有多少条大街，就有多少个菜市场；有多少个高档商务中心，就有多少个酒楼。有多少个菜市场，就有多少的散落的菜叶、鸡鸭的毛、暗红色的血、内脏、泥浆和操着各地方言的人；有多少个酒楼，就有多少的金匾、龙飞凤舞的题字、雕梁画栋、盘龙滚脊、大红灯笼、浓烈的香味和旗袍女招待。
他甚至有一次经过火车站，黄灰色的人流铺天盖地滚动，如滔滔泥浆。他呆站了一会儿，全然不知道这里应该作为一系列失败的终点，还是作为再求生路的起点。最后他从车站再次出发，穿过此起彼伏的疏散人群的哨音，进入街区，吃惊地又一次看到了菜市场……脏水、泥水、血水、菜叶子。天色已渐渐昏暗，刚下班的人们穿过着，在一排排菜摊和塑料盆之间缓慢移动。点亮的灯泡映射之下，扁平的鱼体在盛满水的塑料盆里大放异彩，宛若一件件珍宝，鲤鱼在垂死挣扎中不时跃出盆面，黄鳝和哈喇们挤在一起艰难游动，乌龟和大鳖们依仗着坚硬盔甲所产生的阻力彼此无休止地推搡，有个别者依仗着强有力的四肢蛮横地爬到顶层，在同伴们笨拙的身体上来回踩踏。看着这情景，翟梦川不知何故哆嗦起来。一条愣头愣脑蹲在一盆泡膨胀的死猪皮旁边的小狗被他的一哆嗦引起了警觉，冲他不友好地呲起牙。怪诞昏暗的天空下，一个酒楼高高耸立，一个穿旗袍的年轻女招待隔着落地窗玻璃久久凝视着站在杂沓的人群中穿西服背着耐克包的发呆的他。
他在酒楼门口强咽下两口唾液。饿着肚子的他不知道为什么有种感觉，在这个阴霾密布、深不可测的京城，到处都有奇迹。说不定在哪天，他就能迅速地拥有一切。但理智马上告诉他这近乎痴心妄想。从中午转到晚上，他还没吃饭。他突然又产生一种恐惧，如果身上一个钱也没有，该怎么办？在哪里，用什么法子能填饱肚子？
来北京后，最初他还每隔几天给家里打次电话，但爸妈对他工作情况的追问让他越来越不敢打电话。他总在心里默默计算着自己的钱还能在北京坚持多久。
……
当兜里只剩下一百块钱的时候，翟梦川低头坐在西单文化广场的灯柱下，头顶乌云密布，天边远处却透着橘红色的光。
他的两脚夹着山寨耐克包，屁股下冰凉的台阶硬邦邦的。他一直这样坐着，好似化成了塑像。也许这是休息，他太累了，累得连一个脑细胞都不愿意再动，可能是茫然，未来仍一无所有，或是依然的无能为力。
他慢慢拉开背包的拉锁，从里面掏出那六张假证书，虽然他再也没敢用它们，可仿佛成了习惯，无论走到哪都带在身边。随着假证书带出一厚叠卡片掉落，四十多张呆呆地散满他的脚上。他认出那是自己在无数次混乱的招聘会上收集回来的名片。
他弯腰一张一张地把它们拾起来。
金融、保险、it、会计、医疗、教育、传媒……
翟梦川默默凝视着它们，像整理扑克牌一样整理着它们，也整理着记忆。它们中有的他电话联系过，都没有回音，有的对他来说根本不可能，有的顺手拿回来后看都没看过。理着理着，他的手突然不动了，他看到了万豪集团的名片，他久久盯着它，回忆起短暂的幸福和耻辱。他闭上眼睛，再重新睁开，强迫自己一张一张继续整理下去。
很快，他的手又不动了，一张名片吸引了他。
它很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