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朝名将张仁亶之后的40多年里，王忠嗣继承其遗志，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胡人不敢再侵犯唐朝边境。此时的王忠嗣，堪称守卫唐朝边疆的定海神针。
天宝五年（746年），王忠嗣步入人生的辉煌阶段，他身兼四镇节度使，掌控着大唐帝国大半的兵力，大唐边境的安危全系于他一人。从大唐开国以来，能有如此地位者，寥寥无几。
然而，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天宝六年，唐玄宗向王忠嗣颁布了一道难以接受的指令——进攻石堡城。
石堡城地处战略要冲，然而其规模虽小，却位于半山腰，仅有一条小路可达，攻克难度极大。因此，王忠嗣予以反对，他认为应该等待时机，从长计议。
然而，好大喜功的唐玄宗不愿久等，他说道：“我大唐帝国岂会被一座小小的城堡所阻拦？你王忠嗣不肯有所行动，那我便命他人前往。”
于是，主战派董延光登场，然而结果正如王忠嗣所料，唐军不仅未能攻克石堡城，还被前来增援的吐蕃军打得落荒而逃。
对于唐玄宗让王忠嗣分兵进攻石堡城的命令，王忠嗣表现消极。当时，作为下属的李光弼对自己的老领导处境满心忧虑。
他劝说王忠嗣：“此举不是跟领导的决定对着干吗？还是听从领导的决定，迅速合兵进击吧！”然而，
王忠嗣却回答道：“我平生的志向难道是追求显贵吗？如今力争一城，得到了它，也未能遏制敌人；没有得到它，也对国家无害。
我怎么能用数万人的生命去换取一个官职呢？”我们常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正如我曾看到过的一句话：军人的人道无非就是让自己手下的士兵少死几个。
王忠嗣身为统帅，他不觉得战争只是为边疆博取战功之用。他心怀坦荡，忠心为国，堪称名将的典范。
然而，王忠嗣忽略了宫廷政治的残酷性。他忘却了他和唐玄宗并非亲生父子，即便真是亲生父子，在君臣关系面前也是微不足道的。
《新唐书》对王忠嗣做出谋反的评价甚为牵强。在几千年的人情社会中，与领导对着干，一般都没有好下场。
于是，一场针对王忠嗣的风暴来临。唐玄宗的冷落，给了小人可乘之机，例如京城的李林甫。
李林甫是个心胸狭窄之人，但凡朝廷之中有人在皇帝面前崭露头角，都难以逃脱他的毒手。
于是在李林甫的授意下，有人向唐玄宗呈递了一道奏疏，说王忠嗣和太子自幼相伴，关系密切，他曾说过想要太子早登帝位。
不得不说，李林甫的诬陷可谓一针见血，直插唐玄宗的心窝。
自古太子作为储君是未来的皇帝，哪怕只是父子、兄弟，太子作为法理上的继承人，也会受到现任皇帝的猜忌，生怕太子谋害自己，谋朝篡位。
因此，许多皇帝都会刻意压制太子。唐玄宗自开元盛世之后，逐渐安于享乐，越来越珍惜自己的皇位。他对早期的太子李亨便心生警惕。
因此，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诬告太子李亨谋反，唐玄宗想都没想就轻易相信了，随后将与这件事有关的三个儿子全部杀死。
这就是唐朝有名的“三庶之祸”。由此也能看出，作为在宫廷血腥政治斗争中杀出来的皇帝，唐玄宗在权力的掌控上极其敏感。这道奏疏直接使王忠嗣深陷牢狱。
哥舒翰对此大为不齿。从四期被处死，当时是哥舒翰代替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因而在述职的时候，借机为自己的老领导王忠嗣求情，请求以自己的官职来替王忠嗣赎罪。
面对哥舒翰的一腔忠义，唐玄宗的怒气才稍稍平息，但仍将王忠嗣贬为汉阳太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