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放火之类——有外来人就查外来人，没外来者，就查本地那些个地痞流氓，或脾气火爆的人，准没错。
而且大家伙也都认识，在一乡、一里都生活几十年，甚至好几代人了，彼此是个什么吊样也都门儿清。
真要惹了事儿，没有官府的传、引，也根本逃不出多远——不是落草为寇，惨死深山老林，就是在逃到隔壁县时被抓获。
好处数之不尽，弊端约等于零。
而到了草原，到了游牧之民身上，华夏农耕文明赖以维护社会稳定的人口流动控制，却成了彻头彻尾的空谈。
汉家，或者说是华夏文化，为什么那么讨厌、鄙视商人？
因为商人居无定所，动不动就要去天南海北贸易行商，一走就是大半年，甚至好几年。
什么时候走，他不跟你说，往往是说走就走。
什么时候回，他也给不出个准确时间，什么时候想回来就什么时候回。
外出的这大半年，乃至好几年，这厮去了哪儿，干了什么，是否在深山老林杀人越货，亦或是死在了其他杀人越货的商人手中，也根本无从得知。
说白了：商人在封建社会的原罪，便是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无法被田地限制与一乡、一县。
作为无法被控制流动的人口，商人群体，极大的太高了政府的治理成本，耗费了极大了政府经历，又对社会治安、和谐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却又在自己谋取庞大利益的同时，并没有为国家带来相应的税赋、劳动力贡献。
一说要征兵，一看商人，出去游商去了。
一说要征劳修个水渠，也根本找不到了。
连他去了哪儿、做了什么都控制不了、无从得知，自更别提从他手里收取税赋了。
而草原游牧之民，对处于封建时期的华夏农耕文明而言，就像是一群数之不尽的商人，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
寻常的郡县，千儿八百号人里才会出一个商人、一个不受控制的刺儿头，不安定分子。
而草原游牧之民，却是成群结对，以部族为单位聚居、生活的刺儿头，不安定分子，占据了整个社会成员结构！
治理一片完全由游牧之民组成的游牧区，对于汉室官员而言，就等于管理一个没有农民，全是商人的郡、县！
这有多恐怖、难度有多大，也就是可见一斑的了。
无法控制人口流动，对于封建政权而言，可谓是祸乱根源。
因为这个时代，没有监控、没有天眼，甚至都没有像样点的人像留存手段。
在这个时代发生命案，官府破案的唯一方式，便是猜。
——我猜，多半是隔壁那个外来客。
——我猜，是村口那个脾气火爆，手里见天儿都挥舞着菜刀的屠夫。
——我猜，会是街头那几个好吃懒做，心术不正的地痞无赖。
通过控制人口流动，来将天下按郡、县分割成无数份，然后根据案件发生的地点，来将嫌疑人范围确定为：案件发生地所在的县，乃至乡、里。
再从这个范围中，去找有可能犯罪的不安定分子，然后审问也好，拷打也罢，总归是能查清真相。
因为人口流动被严格把控，所以犯下事儿的人，是跑不掉的。
又因为知道自己跑不掉，客观条件不允许民众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所以大多数人，都会竭力不去犯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