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
既然功侯们，都已经为了搞钱‘不择手段’了，那自然也就不止局限于役使国人过律这一项。
旁的不说——就说当年，刘荣主持粮价平抑事宜时，跳出来唱反调的那些个功侯贵戚；
赶在那种关头跳出来，跟即将获立为储的刘荣唱对台戏，就算有馆陶主刘嫖领头，也无疑证明了他们的勇气。
当年，刘荣第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还当是这些功侯贵戚，都各自养了粮食商人，刘荣平抑粮价触碰到了他们的蛋糕，所以他们才‘悍不畏死’的跳了出来。
后来，刘荣才慢慢反应过来：在当时，跳出来的那批功侯贵戚，并不是对刘荣平抑粮价感到不满的所有人，而仅仅只是其中的代表。
事实上，凡是功侯贵戚——凡是有封国食邑，有租税收入的功侯贵戚，便都对刘荣当年，以及长安朝堂每一次平抑粮价感到不满。
原因也很简单：彻侯拿到的封国租税收入，和朝堂相府国库拿到的农税一样，都是粮食。
再加上当今汉室，相府国库收取的农税，和彻侯勋贵收取的租税一样，都是根据实际产出按比例收取，也就是三十取一；
这就使得相府国库的农税收入、彻侯勋贵的租税收入，都维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数量级。
——关中行大亩，平均亩产大概也就是三石出头；
寻常百姓拥田百亩，岁得粟三百来石，农税也就是十石左右，除非是大灾之年或大丰收，否则，上下浮动便会在一石以内，也就是九到十一石。
而彻侯寻贵的封国，无一例外都在关东。
关东行小亩。
相较于关中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关东行宽一步，长一百二十步的小亩。
关东小亩的实际面积，仅仅只有关中大亩的一半。
耕地面积为一半，粮食产出，自然也就要少一半。
不过，由于关东地区的气候条件——尤其是黄河以南地区的气候条件，比关中要稍稍优越些，便使得行小亩的关东地区，粮食亩产也能达到两石左右的水平。
这也就是说，在关东，同样拥田百亩的百姓农户，辛勤劳作一年，得粟不过二百来石。
农税三十取一，二百来石的粮食产出，农税便是七石不到，六石到七石之间的水平。
而且这个数字非常稳定。
很难有大的提高，且只要没有爆发战争或洪涝灾害，便也很少会有明显的下降。
这就导致了功侯贵戚们，每年所得到的封国租税收入，几乎都是恒定的：每户食邑，贡献租税七石左右。
一千户食邑，也才七千石，万户食邑也才七万石。
前文提到，功侯们无论是为了远大志向，还是为了家族的长盛不衰，都不得不尽可能留在长安；
而常居长安的高昂成本，又绝非功侯食邑所带来的封国租税所能覆盖。
所以，除了租税这一细水长流、时代传承的稳定收入外，功侯们还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找其他门路‘捞偏门’。
但捞偏门，却并不意味着功侯贵戚们，就不把自己的封国租税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