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彼时，真正驱动他们反抗刘荣、反抗粮价平抑的，其实并不是他们的贪婪，以及智商的低下；
而是他们当时的处境，逼得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看看这些人的财产状况，或者说是收入状况，就不难理解他们反对刘荣的动机了。
——能在粮价平抑一事上，站出来和刘荣唱对台戏的，首先就不可能是参与平灭吴楚之乱的功侯。
因为但凡参与了的，都发了大财，压根儿看不上粮食这点钱。
其次，能为了哄抬粮价，赚取百十来万钱的利润，而不惜和准储君作对的，必然是没能力捞偏门，没有太多其他的收入来源，严重依赖封国租税的、功侯当中最无能的那一批人。
他们一年的生活质量，几乎完全取决于：前一年的粮食能卖多少钱。
卖便宜了，他们就要过一年苦日子，借很多钱；
卖的贵些，他们才能尽量自足一年，甚至是少借点钱。
唯有哄抬粮价，以极其少见的高价，卖出封国租税所得的粮食，他们才有机会不借钱，甚至还一部分债。
所以，他们才不惜冒这么大的险，试图把握那个貌似千载难逢的‘良机’。
再有，便是一些自作聪明的投机分子。
他们大概率没参加吴楚七国之乱的平灭，手里的钱，没有多到让他们财富自由、安心享福；
与此同时，他们又有一点钱，或者说是有相当程度的信誉额度，能借来很多钱。
然后，他们就拿着这笔钱，以近乎商人的姿态，在当年那场‘盛宴’中下场囤积粮食，而后哄抬粮价，试图低买高卖，狠狠赚取一笔差价。
考虑到这个举动的风险极高，也不难判断出这批人，大概率也是债台高筑、开销极大，收入却相对单一的无能者。
结合此间种种，归根结底，刘荣当年借平抑粮价一事找出，并随后清理掉的功侯勋贵，其实就是汉家的功侯群体中，最不中用的那一批蛀虫。
他们宁愿接受爵位世代递降，也不愿意上战场为宗庙、社稷做贡献；
他们宁愿遭受骂名，也不惜从粮食入手，从贫苦百姓的嘴里抠食。
这样一批人，刘荣很庆幸自己能轻松甄别，并名正言顺的清理掉。
而在这些人被清理掉之后，剩下的功侯贵族们，自然就都是‘生财有方’的精英了。
上文提到，功侯贵族们无所不用其极的搞钱，有白嫖封国百姓劳动力、操纵物价牟取差价等手段。
而这些手段中，收益最庞大且稳定，同时又极容易达成的，便是充当商贾的保护伞。
当然，不同于后世人认知中，拿钱办事，不干涉具体业务的保护伞——彻侯勋贵充当商贾保护伞，基本上是将商人极其家产‘整个吃下’。
商人自此成了功侯的仆从，商人的家产，也成了功侯牟取更大利润的本金。
从投效功侯之日起，商人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用自己的家产为本金，用自己的本事为筹码，去为功侯源源不断带来利润。
期间，功侯们指头缝里会漏出些——毕竟功侯们‘大手大脚’的，指头缝宽点也正常。
双方各取所需——商人得以安心做生意，功侯得到钱多事儿少的收入渠道，双方一拍即合，两全其美。
明白了这些，回顾过太宗皇帝输粟捐爵后，汉家的商人群体的转变，再回归正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