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西南诸民族之中，宣传汉德，査访风上人情。
元封五年，武帝又在全国设十三州（部）刺史，每秋督巡郡国。刺史制度当时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
武帝在巴蜀故地设认了益州，据说是希望“州之疆壤益广，故称益公”乳益州辖巴、蜀、广汉、犍为、样柯，益州’越鹤、沈黎、汶山’汉中、武都等郡，正相当于广义的“蜀”地，也正好是秦汉间巴蜀及“西南夷”地区。
东汉时益州初治广汉郡维县，东汉后期徙治成都，这就再次从法律上确认了成都平原在西海地区的领导也位，也从法律上承认了西尔地区的整体关系，这对西南地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与设郡县、置官吏相并行的，则是羁糜制的实施。
秦汉制度，“（县）有蛮夷曰道”也即在民族聚居区设立的县级称道。
道制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县制，如一般不设乡里等。
“西南夷”地区，皆系民族聚居区，但这次武帝新置七郡中，只在极少数地区设道，多数地区仍是设县但这里的统治制度仍有别于内地的县。
在这些地区，一般不征收赋税，或只以部落、氏族为单位征收少量赋税；
这些蚀区的民族封君仍保留传统的神权、司法权、经济权和兵权；内地的法律、礼制规定等，在这些地区或有较大修改、或不执行等，当时称这种制度为“羁縻”。
武帝还承袭秦人的作法，在西南地区分封民族首领为王、侯，“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
武帝之后的两汉时期，羁縻制与郡县制在西南南部长时期并存，互为补充。
关于秦汉中央王朝（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开发西南的目的和效果，东汉史学家班固有云：“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
显然，开疆拓土的安土列郡”以及有效管理的“安边坑远“是当肘的主要冃的。
先秦时期，西南地区王国、部族林立，经秦惠文王灭巴蜀、西汉武帝开发“西南夷”，西南地区的北部和南部才先后置郡设县正式纳入屮原王朝版图。
所以，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首要任务应是开疆拓土的疆域开发，其开发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汉武帝以后数百年的时间这一地区的边疆疆域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
对于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司马迁有精练的总结：“然南夷之端，一一西夷后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
也就是说，汉武帝开“西南夷”，最终的成就是“卒为七郡”。
汉武帝对“西南夷”的开发，最艰难而又特别重要的开发内容是“凿山通路”。
汉武帝前后两次二，余年的开发活动，其主要时间和人力、物力都耗费在艰难的筑路通道之上。
因其开发的艰苦性，民间有不堪重负的e蜀民众的怨苦，在朝有以公孙弘为代表的朝臣的强烈反对。
唐蒙、词马相如第一次开发时，“是时通西南夷道，一一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
公孙弘亲临巴蜀考察，“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乳此后多次强烈反对，遂有兀朔三年至元狩元年的间歇。
开发“西南夷“地，西南北部巴蜀民众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
但汉武帝开“西南夷”是当时国家疆域领上开发的头等政治大事，汉晋史家和文人如可马迁、司马相如、班固、当瑋、范晔诸人均盛赞其伟业。
开发“西南夷“地的具体实施者，蜀人司马相如面对巴蜀父老的怨苦、诘难，称武帝之举为“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利在司马相如看来，汉武帝和实施开发“西南夷”的开拓者，当是“非常之人“；开发“西南卖”之壮举，纳入汉中央王朝版图，就是“非常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