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纵然拥有全局事务处理权，但是在具体的事情上，要和其他分管的官员商议。这样就降低了知县胡作非为的可能性，让地方权力分配更合理。
“考什么、怎么考，都由先生决断。”
“要为重制礼乐，选拔些合适的人才。”
至于刘宗周主持的明经科，准备起来要简单些。因为大明的科举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只是四书是必修课、五经是选修课，在乡试和会试中，士子需要选择一经作为本经。乡试的五经魁称呼，就是由此而来。
二十七日一早，已经渐渐有了读报习惯的京城人，便看到了头版头条的增设恩科，以及旁边的增设县级官员消息。
“发生那样的事，知县就不合格，要对其予以训戒，甚至降职罢官。”
这让他的心情，如何能够高兴？他所丢失的机缘，远远不是一个主考官那么简单。
“万不能出现知县和幕僚私下决定事务，其他官员却丝毫不知的情况。”
即使孙传庭和袁枢在奏疏中提出，让朝廷派遣武进士担任县尉也一样。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武进士，也是属于武人。
这是朱由检想到的方法，打算用京城士子的舆论，倒逼朝堂上的大臣，接受县级官制改革——
如今孙传庭便和袁枢一起提议，在陕西增设巡检司。并且在各县增设县尉，作为卫尉署的下级。
“我们就不配享受陛下的恩典？”
不过这些都是开胃菜，很快便又人发现，增加县官和增设恩科的关系。如果不增加县官，恩科出身的人，还有机会当官吗？
皇帝扩招这么多，怎么安排得来？
例如这一次的会试，就被分为易经六房、诗经六房、尚书四房、春秋和礼记各两房。一共有二十房，二十名阅卷的同考官。每一房录取二十人，共四百名进士。
“府里既有推官，县里也要有法官，像城区廷尉署一样，负责司法审判和监察事务。”
“三个官员负责一县事务的情况，已经不符合大明需要。”
即使对他来说，担任大明首次明书科的主考官，也是一大荣誉。这不仅是名声上的事情，还代表着这一科明书科的士子，都要认他为座师。
董其昌就是知道其中利害，才会喜不自胜。他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临到老来，还能主持科举。
那些陕西武道大会的优胜者、不够资格去京城参加武道大会的，孙传庭认为可以在训练后任命为县尉、巡检，带领衙役捕快，抓捕地方盗匪。
然后他转向刘宗周，说道：
“明经科的事情，就由刘先生主持。”
而且上面还提到，要赐予一些非进士的举人出身，让他们有当官的资格。
朱由检听着他们不断提出困难，就是不愿帮自己解决问题。对这些朝堂上的官员，有些不太满意。
在前一段时间制定省级会推条例后，朱由检认识到大明的官员能够接受集议制度下放。所以决定把大事集议的传统，向县里面拓展——
那些副榜举人不愿担任的教职，一些下第举人可是趋之若鹜。毕竟由教职当官，也是入仕的途径。著名的海瑞海刚峰，就是以举人身份担任教谕，成为一代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