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下半学期，期中考试刚刚结束，我们当学生的这口气儿还没喘匀呢，便又开始了漫长而乏味的下半学期。
那天下午，又到了放学的时间，一阵清脆的铃声响过，几百名学生熙熙攘攘、争先恐后往学校门口拥。
我所在的第九中学，位于TJ市南门里，以清代建筑广东会馆为校舍，当时看不出古色古香，只觉得破破烂烂、年久失修。
学校里还有一座清代的戏楼，装饰大量刻工精致的木雕，当时已经改成了我们学生开大会的地方。校门口的边道牙子上摆着不少摊位，卖花生瓜子、大梨糕、拔糖、豆根糖、酸末糕、小碗抹酱，以及弹球、麻号儿、九连环等简易玩具，还有格尺、半圆仪、圆规、铅笔盒、墨盒、圆珠笔芯之类的廉价文具，跑在前头的学生直接占领了各个摊位，围得水泄不通。
而在学校门口对面的胡同里站着几个人，一个个歪脖横狼似的，探头探脑地往学校门口张望。
以往那个年代，几乎每个学校门前都有几伙这样的人，美其名曰“站点儿的”。全是玩玩闹闹的长相，一水儿的军帽军褂加军挎，还有几个小货伴其左右，长得都挺标致，也是小玩儿闹的标准造型——描眉打脸儿，涂着红嘴唇，白衬衣大翻领，一身学生蓝，若隐若现地显露出玲珑曲线。
那时候天津卫管堵截女学生要求搞对象叫“搭伴”，管那种在学校不怎么学好，有点玩儿闹意思的女生叫“小货”，玩儿闹将搭伴这种女生叫“架货”。
咱说真格的，我挺羡慕他们，可我当时还算老实，经常跟我在一起玩的也都是老实孩子，所以一直没机会进入这些玩儿闹的小圈子。
当时我和同班同学大伟、小石榴仨人，勾肩搭背地离开学校正要往家走，就过来两个站点儿的，直接把我们仨叫住了：“唉！你们仨别走！”我们停下脚步，扭过头去一看，那俩人已经朝我们走过来了。
这俩玩意儿成天在校门口呆着，虽说和他们没什么交集，我也算认识他们，至少叫得出名号，一个叫二黑，一个叫三龙。我心里头一清二楚，我这是让他们盯上了，就回身问对方：“什么事儿？”二黑轻蔑地看了我一眼：“什么事儿？找你们肯定有事儿，来来来，咱先进胡同里再说。”
说完他在前面带路，三龙在我们后面跟着，半推半拽，将我们带进了马路对面的小双庙胡同。
怕我倒不怕，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总觉得让校门口的玩儿闹劫上一次很荣幸似的。
老早以前我就有个心结，怎么没人劫我呢？是不是我在学校不显眼，没有挨劫的资本？我自己也解释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怎么着，在学校门口不挨劫没面子？
一行人进了胡同，二黑又把我们仨往胡同深处带。
我回头一看后面，又跟过来了七八个人，其中还有我同年级七班的几个，都是惹是生非的祸头，跟我不太熟。走到胡同尽头，二黑说了声：“行了！就这儿吧，你们仨过来！”我站在一面大灰墙下，脑子里想着自己身上有什么可让他们劫的东西，几毛零钱，我四舅去马里援外给我带回来的一副蛤蟆镜，一杆被我从家偷出来的金星钢笔，是老爹平常舍不得用的，万幸今天不考试，否则我还得把我爹的手表带出来，那可保不住了！
从来也没挨过劫，本以为劫道应该都像凶神恶煞似的，一上来就是“警察审窑姐儿——连打带吓唬”，没想到二黑一开口就给我一个出乎意料，他说：“哥儿仨，跟你们商量个事儿，我们几个惹了事儿，得出去避避风头，准备外漂了，你们仨有钱吗？给我们托托屉。”
简单来说是“我犯了事儿，要上外边躲一躲，可是没钱，你们仨给帮帮忙”，其实这就是一套说辞，类似于评书里面山大王劫道时说的“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无论劫的谁，他都是这段儿，当时我可不明白，心想：“二黑你净捡大台面儿的话说，真要犯了事儿，你还敢在家门口呆着？说大话压寒气儿呢？”
但我脸上并没带出来任何不悦的意思，反而想给他几个钱买通关系，以便今后能和他们联系上，毕竟是多个朋友多条路。我这脑子里正转着弯呢，一旁的大伟先说话了：“我上学从来不带钱，我妈不让带。”而小石榴也已经摊开双手，想让二黑他们翻口袋了。此时二黑他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大伟身上，根本没在意我的反应，说着话把我们推到墙根上，伸手要翻我们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