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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
1989年4月12日。
傍晚的夕阳把东直门内大街染成橘红，暖融融的。下班的自行车流跟归巢的鸟群似的，车轱辘碾过柏油路，沙沙地响成一片。
李振国蹬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车筐里两瓶汾酒用网兜兜着，车身一颠，酒瓶就轻轻撞出“叮当”声。
他侧头问后座的陈淑萍：“大姐和姐夫今儿个咋突然请客？”晚风掀起陈淑萍鬓角的碎发，飘到他胳膊上。
陈淑萍把脸贴在丈夫后背，闻到淡淡的机油味混着肥皂香，笑着说：“谁晓得呢，反正不用咱掏腰包，去了就吃呗。”车铃叮铃铃掠过街角修鞋摊，补鞋匠正把铁砧子往三轮车里塞，锤子钳子叮咣往车斗里扔，准备收摊回家。
转过街角，东兴楼的飞檐冷不丁撞进眼里。
青砖灰瓦的仿古建筑浸在暮色里，透着股庄重劲儿。飞檐翘角挂着风铃，晚风一吹，叮铃铃转得欢。门楣上“东兴楼”三个鎏金大字被门灯一照，金晃晃的，门两侧红灯笼让风刮得簌簌响。
“嚯，这地方真气派。”李振国捏着车闸停稳，仰着脖子打量三层高的楼。重新开业七年的东兴楼正是红火时候，玻璃门里暖黄的光漫出来，隐约能听见杯盘碰撞和说笑的声儿，热热闹闹的。
大堂里八仙桌摆得齐整，红木椅上铺着软垫，墙上挂着山水字画。空气里飘着酱油混着料酒的香，还飘着股糖醋味儿，勾得李振国肚子“咕噜”叫了一声，咽了口唾沫。
“同志，有预定吗？”穿月白色制服的女服务员迎上来问。
“有的，王光伟订的包间。”李振国把腰杆挺直了些，声音也提了提。
“包间在二楼，两位跟我来。”服务员引着他们往里走，踩上木质楼梯，发出吱呀轻响，一步一声。
二楼宴会厅铺着红地毯，脚踩上去悄没声儿。转过雕花屏风，服务员推开“松鹤厅”的木门。
一股热乎气扑面而来，红木圆桌中央摆着青瓷转心瓶，插着几支开得正盛的牡丹。陈老太坐在主位喝茶，小胖子李景辉趴在桌边摆弄筷子，看见他们进来，眼睛“唰”地亮了。
“妈，大姐，姐夫。”陈淑萍笑着打招呼，眼角细纹都舒展开了。
李振国把汾酒放墙角酒柜上：“姐夫，我带了两瓶酒。”
王光伟正给陈老太剥橘子，闻言摆摆手：“你这酒我留着慢慢喝，今儿个咱喝这个。”他从桌旁拎出个鼓囊囊的纸盒，掏出瓶五粮液，水晶瓶子在灯光下，泛着琥珀似的光。
陈淑萍瞅一眼直咋舌：“哟，姐夫这是下血本了！这好酒我可没喝过，一会儿高低得抿两口。”
“敞开喝，我带了两瓶。”王光伟脸膛红扑扑的，打开瓶盖，给每个人倒了一杯酒，酒香味儿立马飘开了。
服务员端着托盘挨着进来，先上了道葱烧海参，黑亮的海参卧在浓稠酱汁里，缀着翠绿葱段。
“这可是东兴楼的招牌。听说选的都是渤海湾的刺参，光泡发就得七天，高汤煨够十二个钟头。”王光伟给陈老太夹一块，介绍道：“妈，您尝尝这味，地不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