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宋应星有个同乡，也是万历四十三年一起中举的同学，涂绍煃，人家中了进士，做到了汝南兵备道。
李自成本来就想着打到河南的时候，通过涂绍煃再去联系宋应星。
崇祯十年，涂绍煃奔母丧，居家丁忧。他得知老同学宋应星的情况后就出钱资助出版了天工开物。
正如宋应星在序言中写的那样，“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天工开物起初没有翻起什么浪花，不被时人所知，也没被重视。
崇祯十年，这一年是1637年。当时也许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年份。
很多很多年以后，历史学家说起1637年，总会强调这是一个奇特的年份。
这一年，东西方同时出版了影响很大的两本书。
一本是殴洲近代哲学奠基人笛卡尔的方法论，另一本正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令人感慨的是，这两本伟大之书的命运截然不同。前者树立起理性主义的大旗，借助科学实践掀起产业革命，科技文明的曙光照亮西方。而后者，却开启了一段过山车般的奇幻传播旅程。
方法论的原名叫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这本册子虽小，意义却异常重大，可以说它是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真正的。
无论是哲学史还是科学史，都认为这本书提出的观点开启了人类的现代认知时代。
在哲学方面，笛卡尔在书中展示出来的“我思，故我在”的思考，开启了认识论的大门。自此以后，“主观的思维”与“客观的存在”彻底分开，所有后世的哲学几乎都是从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的，笛卡尔也因此被誉为“现代哲学之父”。
以主客二分为基础，自然界成为人类认识的对象，自然规律挤压了尚帝的存在空间，几乎要取代尚帝。
因为方法论的出现，“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执一词，对世界的影响深远。比如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究其根源正是来自认识论的不同。
但是双方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得国哲学家康德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将两者综合起来，奠定了现代认识论的基本框架。
而且方法论并不仅仅是研究一个哲学问题，它附录的“几何学”创立了解析几何，首次将“数”与“几何”结合，架起了演绎推理和数值计算的桥梁，推进数学工具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后来牛顿力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数学基础。
尽管和大明的宋应星一样，都是隐居世外的“隐士”，笛卡尔和他的着作在殴洲却有另一番荣耀的经历。
如果说在崇祯十年，大明的宋应星为天朝传统技术画了一个句号，那么殴洲的笛卡尔则是为西方传统科学重新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从此，在科技领域，天朝不断沉沦，西方则冉冉升起。或者说天朝那种通过总结实践经验获得技术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技术之路开始蓬勃发展。
前头大顺在泽州开国，李自成和高一志谈话中，想通过他以及叫会把笛卡儿、开普勒、费马、帕斯卡等人邀请过来做客。
估计行不通。